麹豉（chǐ）用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也叫豆豉六合指上（天）、

麹豉（chǐ）：用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也叫豆豉。

六合：指上（天）、下（地）和东西南北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

荫（yìn）：庇护。

黔（qián）首：指平民百姓。

云为：指言论行为。

铄（shuò）金：熔化金属。

镕（rónɡ）：铸器使用的模型。

“臣听说道德的深厚，没有谁能赶得上黄帝和唐尧；仁义的崇高，没有谁能赶得上虞舜和夏禹。要想继承黄帝、唐尧的淳风，追上虞舜、夏禹的功绩，就必须用道德镇伏风俗，弘扬仁义，举用贤才，听从善言。如果不选择善人、任用能人，而把政事委托给俗吏，他们既无远见卓识，必定会丢失国家大体。只会拿法律条文去规范和苛求四海之内的百姓，想要做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圣哲的国君治理天下，是靠移风易俗，不依靠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而已。离了仁就无法广泛地施行恩德，离了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给臣下带来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的政务不用严厉就能达到太平，国家的教化不用严峻就能有所成就。如此则仁义，是治国的根本；刑罚，为治国的末事。为了治国用刑罚，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全都服从教化了，刑罚就无所施行了；马匹能自觉尽力了，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而论，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的道理，也就很明显了。所以《潜夫论》中谈到：‘国君的统治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百姓有本性、有情感、有教化、有风俗。本性与情感是内心，是根本；教化与风俗是行动，是末节。所以圣明的国君治理天下，先是巩固根本，而后才做末节的事，是顺应民心来引导行动的。民众的心与情端正了，奸佞之心就无从产生，邪恶之事就无法存在。因此贤明的圣人没有不致力于治理民心的，所以孔子说：“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使案件不再发生。”用礼来引导百姓，一定使民性民情淳厚清明。百姓互相敬爱，就不会有彼此伤害的意思；行动时想到义，就不会蓄积奸邪之心。像这些，都不是律令能做到的，这是通过道德教化所达到的。圣人都尊重仁义礼德而鄙视刑罚，所以舜帝先命契推行五教之义，然后再让咎繇实行五刑之法。大凡制定法律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纠察百姓的短处和惩治他们的过失，而是为了防范奸邪、避免祸患，肃清淫邪，使社会纳入正轨。百姓蒙受善政的教化，那么人人都会有君子一样的情怀，如果受到恶政的统治，那么人人都会产生邪恶不轨的念头。所以，用好的道德来教育百姓，就好像酿酒工匠做豆豉一样。天下就如处于同一庇荫之下，百姓就好像酿酒的原料麦豆一样，他们的言论行为就全在于统治者的作为了！如果遇到好的官吏，他们就会胸怀忠信而努力践行仁义；如果遇到坏的官吏，他们就会心胸狭隘而行为浅薄。仁义忠信积累得深厚了，国家就会太平；奸邪浅薄的风气积累得深厚了，就会导致国家的危亡。所以圣明的国君都强调加强道德教化而鄙视严刑峻法。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权威，是用来统治他人的。人们的生长过程就像金属在炉中冶炼，方圆薄厚都随铸器使用的模型来确定。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薄厚，都取决于国君的作为。世上的国君果真能使天下的百姓都性情忠厚而无浅薄的恶习，各自都有奉公循正的心态，而没有奸邪阴险的想法，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就又可以重新出现。’后代的国君虽不能遵遁这种古法，只是崇尚仁义，但也应当慎用刑罚，施行抚恤百姓的制度，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说：‘圣明的国君是依赖法度而不依赖奸智，是听从公论而不曲从私见。’所以能够称王于天下，治理好国家。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