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产生的渊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多年前的西周

纸币产生的渊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为交易媒介，以布为币材，长二尺，阔二寸，上书币名、年月日、编号、地址、盖发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货币。东周时期，民间习用“牛皮币”和期票性质的“傅别”进行交易，可转让流通。汉武帝元狩四年(前)发行“白鹿皮币”，以鹿皮为币材，值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才行，已具备纸币的雏形。从东汉到五代十国，不断兴起的寺庙道观、柜坊、邸店、寄附铺、金银行等等所出的凭条、书契、存放款单证或其他票据，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飞钱和唐末延续到宋初的便换，从汇票演变到在异地间流通转让，也起到一些货币作用，是交子产生的先导。《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说明，宋代纸币的产生，实渊源于此。

宋代纸币从交子开始纸币创立于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为了稳定政局，开国后就大力发展经济，商品生产及境内外交易扩大很快，商业发达就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宋初，川蜀经济发展较快，因一向只用铁钱，不用铜钱，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大值小钱重，一缗重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运转均困难，故纸币首行于川。第三，自唐末以来，形成若干货币区，不准运钱出境，严防北方强邻套取铜铁钱，用纸币可防止钱币外流。第四，两宋长期财政困难，发行纸币可作弥补开支一大财源。最后，飞钱、便换、柜坊条据等，对人们有较深的影响。

宋初，成都地区的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临时填写金额。式样不一，分散发行。太宗初年，由成都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或称交子户，发行“交子”，系纸币性质，在远近地区当现钱行用。其印刷、版面、图案、花纹都较好，并在外地设分铺。后因富商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伪造不少，争讼多，官家出面干预。仁宗天圣元年()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议，设立益州交子务主持其事。二年二月()起发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办交子的形制，加盖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铜板印制，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画史上，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交子宋初制订有关交子发行流通的制度，通称“钞法”。规划颇为周密，在货币史上是创举。到世纪年代西方国家所用币制办法，还可以反映它的轨迹。察其主要内容，计有：首先，交子发行权和管理权集中于朝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统一。由朝廷制订统一的政策制度、印制措施、发行数额、流通地区。其次，规定三年一界(相当一期)，即每三年换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满以新钞平价(即∶)收换旧钞销毁。第三，规定发行限额，每界交子发额为缗，个准超过此限。第四，以万铁钱存库充“钞本”，即发行交子的保证金，相当于现代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第五，规定等级，初为一贯至十贯，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额行用。宝元二年()改为十贯、五贯两种，十贯八成，五贯二成。熙宁元年()再改为一贯与文两种，前者六成，后者四成。第六，严禁伪造、涂改、销毁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区。第八，交子的兑现，以钱为主，也用金银或度牒等。历次兑换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并派员监督执行。但这些规定，到下面并不完全遵办。

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保证的交子万贯，购储军用粮草。熙宁二年()在潞州另设交子务扩大交子发行。熙宁四年在陕西行交子法。绍圣元年()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滥发状况有增无减，于是定一界增造万缗。是岁交子存额缗，地方仍不断申请增造。元符年间(～)新钞收换旧钞比价∶，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民间下跌尤甚。徽宗崇宁元年()，行陕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并立伪造法，拟予严管。总之，北宋的财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紧，到晚期徽宗时，已是国势垂危，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疮痍满目，已临山穷水尽绝境，滥铸恶钱，也难解困，全赖滥发纸钞。

钱引徽宗崇宁四年()改变滥发手法，将交子改名“钱引”，除浙湖闽广之外，在其他诸路发行。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大量发行钱引，猛增至多万缗，为天圣年间(～)最高发行限额的多倍，没有钞本，旧交子不准兑换，等于朝廷赖帐；且更增造不已，致钱引一缗只值数十钱。商民束手无策，一夜之间百万家私成空，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兵大举侵逼勒索抢劫。钱引币值惨跌，爆发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高宗绍兴七年()，三界并行，达到多万缗。绍兴十年()三月，增发钱引万缗。绍兴三十一年()竟增发到多万缗，年间猛增余倍。钞本只有铁钱贯，不成比例(即十万分之一点几)。孝宗淳熙五年()，发行钱引余贯，打四折使用。宁宗嘉定(～)末，三界并行，合计已达万缗，钱引每缗仅值文钱。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钱引印制精良，艺术价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张用六颗印信，南宋关子钞版四黑一红一蓝，每颗印上饰以花纹，每界不同，钱引面上写明界分、年号，分一贯和文两种。它不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关子关子初办时，其性质和做法类似飞钱便换。高宗绍兴元年()，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难，运送现钱不便，就由驻军招商人在婺州出现钱，发给“关子”，持它向临安的榷货务换回现钱或钞引(即特准采购茶叶香货的合法执照)。其中指定专兑现钱的叫“贝钱关子”。实际上商人在兑领钱钞时，榷货务百般刁难，限制兑现额，每天只兑应收现钱数的/。各州县政府又借机强迫摊派购买军粮。此法难行。故变换手法，改发交子。绍兴六年在临安设行在交子务，再次试发交子，无钞本，民间拒用，旋罢。改令榷货务储现钱印关子，公私同现钱使用。绍兴二十九年()印发“公据关子”，面额自十千(一万文)至百千(十万文)共五个等级的大面额纸币，可用二年，许商人银钱中半入纳，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万缗，淮东公据关于万缗。这是严重的通货贬值。理宗景定五年()，奸相贾似道印发“金银见钱关子”，以一等于界会子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形状。同时，贾还造一种“公田关子”。度宗咸淳四年()，发行“内关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复申严禁关子减价，规定每年印发万缗。这种内关子是两宋最后一种纸币。

会子这是两宋四大类纸币中最为庞杂混乱的一种，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经济败坏惨象，也是对这个腐败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间流行“便钱会子”，类似飞钱便换。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储现钱于城内外流传。次年二月，始立会子务，发行新造会子；以后又推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改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面额初以一贯为一会，其后增发文、文、文等三种，由行在会子库发行，系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长方形，上半部为赏格，写明严禁伪造及重赏告发字样，金额印就，标明发行机关，图案花纹不及钱引精美。隆兴元年()在湖北造用“直便会子”。这些官办会子，初无发行限额及限期，到乾道二年()已发行余万道(贯)，除收兑外，市面流通万道。乾道四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限额万贯。乾道九年，会子每贯只值文钱，六折。

淳熙初年，会子流通额增为多万贯，超过限额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两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八九两界也照此展期，会子流通额成倍上涨，其钞值日益低落。宁宗庆元元年()将每界发行额增至万贯，钞值进一步下跌。嘉定二年()，时值金宋交兵，军费猛升，滥发会子，陡增至多万贯，比乾道初猛涨倍，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以后逐年下落。嘉定年间(～)，三界会子数额太多，界会子尚有余万贯，、界尚有余万贯，虽采取种种对付贬值措施，收效甚微。开禧(～)以后，军政各费，全赖发行纸钞维持。理宗年间(—)，会子折阅不行，置会子库监官，对措置会子不力之官吏严惩。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增至多万贯，年中猛增倍。淳六年()再增至万贯。淳佑七年二月，法定、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用。对反对此法之臣僚和民众论罪。咸淳元年()，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时，蒙古大军压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在滥发会子，物价飞涨，市上只见纸钞不见米麦。会子已不值一文钱。界会子二万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通货膨胀恶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