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像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惟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早在宋真宗初年，知扬州王禹建议对辽和夏州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减少官、兵冗员，减轻税收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淘汰僧尼，减少耗费等。宝元二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宋朝已经不能只率由旧章而无所作为地统治下去了。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奏中认为，当时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①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④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⑤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⑥“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宋代水利工程木兰陂范仲淹的各项政策，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反对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相继被罢官出朝，他们的新政只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嘉祐四年（），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要求培植人才，以便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没有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然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却又缺乏人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方面“陶冶”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还指出，汉、唐、五代所以乱亡，晋武帝所以招致祸乱，皆源于人才不足。《言事书》还指出，当时财政的困窘，决非由于官员之冗滥和官员俸禄之过多，关键在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世之宜而变通假若能理财得其道、通其变，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经费。所以，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言事书》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赞扬，却未被宋仁宗采纳。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也多次上奏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主张。司马光的改革主张，主要为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员，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皆能乐业安富，然后“上下交足”。他还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苏轼也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主张。在百姓穷困，官府仓库空虚，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改弦更张，势所必然。

王安石变法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神宗一心依靠王安石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