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官放关扑”几句：本书卷六“正月”：“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往来，以往与未来。此指新年将至。年节，阴历正月初一。今称“春节”。

十一月，冬至。京城中人最看重这个节日，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一年之中省吃俭用积攒些许钱物甚至借贷，到这一天也要换上新衣，置办饮食，祭祀祖先。官府开放“关扑”禁令，人们庆贺新年将至，如同正月初一年节那样。

大礼，预教车象

《礼记·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后世常以“大礼”指称皇帝祭祀天地的仪式。此处大礼指皇帝南郊亲祀，于冬至日在南郊圜丘坛举行，是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

北宋南郊亲祀，自太祖立国，即遵从“三岁一郊”的惯例，其他年份仅“遣官摄事”。南郊大礼始于太祖乾德元年（963），终于徽宗宣和七年（1125），其中太祖亲郊四次、太宗五次、真宗四次、仁宗九次、英宗一次、神宗四次、哲宗二次、徽宗八次。北宋南郊大礼，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祭天，而是经历了从“合祀天地”到“分祀天地”的过程。自乾德元年（963）太祖首行南郊亲祀，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登基后首行南郊亲祀，这139年间，除了神宗元丰六年（1083）、哲宗元符元年（1098）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其余均为合祀天地于圜丘；自徽宗崇宁三年（1104）至北宋灭亡，圜丘仅祀昊天上帝，共有七次；另在北郊方泽坛举行亲祀地祇的仪式，共计四次。南郊分祀、合祀之争，是北宋中后期政坛斗争在礼仪活动中的投射；徽宗最终实现分祭天地，既是因其以强力手段彻底排除了元祐党人的政治干扰，也与蔡京等人以“丰亨豫大”谬论撺掇蛊惑其奢侈浪费、不计成本地大搞礼仪活动有关。

北宋的南郊大礼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礼仪程序，并非单在南郊圜丘坛一个地方举行，而是一场贯通宫内宫外、不断转场的盛大活动；也不单在冬至这一天内完成。南郊大礼的具体仪程，北宋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太祖时比较简单，只在亲祀南郊前一天荐享太庙；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建成景灵宫，到仁宗天圣三年（1025），逐渐形成荐享景灵宫→太庙→南郊的三大礼制度。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曾对郊庙礼制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改革。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编修《政和五礼新仪》，确定了“祀昊天上帝仪”，大体流程如下：冬至行郊祀大礼的前三日，皇帝斋宿大庆殿（致斋第一日）→次日，献享景灵宫、太庙，当晚斋宿太庙（致斋第二日）→朝享太庙，诣南郊青城斋宫斋宿（致斋第三日）→冬至日，由青城斋宫诣圜丘，祀昊天上帝→礼毕，返回青城斋宫，百官称贺于端诚殿→返回皇宫，登宣德楼肆赦→择日诣景灵宫行恭谢之礼，郊祀大礼全部结束。

孟元老大体按照《政和五礼新仪》中“祀昊天上帝仪”的仪程分列条目，完整记述了徽宗南郊大礼的整个流程。综合文中所记郊坛的三层形制以及所用新制大晟乐器等情况，推测所记应为政和六年（1116）南郊大礼，是北宋圜丘坛由四层改为三层之后首次启用。《宋史·礼志》没有记录徽宗朝南郊大礼的情况，孟元老的记载不仅包含非常丰富的细节，而且与《宋史》所记神宗等朝的南郊仪注略有出入，对研究徽宗朝的礼乐改革乃至整个宋代的郊祀、礼乐制度，都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手文献资料。